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Google Reader 的替代品,哪个比较靠谱?

Google Reader 的替代品,哪个比较靠谱?: Google Reader 判死刑的那天,俺发了一篇《Google Reader 之死——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教训》。当时答应大伙儿,挑选一款比较靠谱的替代品。今天就来聊一下哪个替代品比较靠谱。还在用 GR 的同学,迁移时可供参考。



★本文针对哪些 GR 用户



先界定一下受众。如下类型的网友,是本文的目标读者。

1. RSS 是主要的信息来源

2. 有很多的 RSS 订阅源

3. 每天花很多时间阅读 RSS



如果你不属于上述类型,本文不一定适合你。



★筛选的参考因素



对于上述类型的网友,在挑选 GR 替代品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业务的稳定性



GR 被 Google 关闭,大伙儿应该吸取教训了——如果没有业务的稳定性,无论功能多么出色都是浮云。

所以,业务的稳定性是第一个考虑点

很多不知名的,或者新近冒出来的 RSS 阅读器,就不用考虑啦。那些没名气的公司,说不定哪天突然就挂了。到时候你又得折腾一番。



◇功能和 GR 的相似性



仅次于业务稳定性的,就是功能。对于 GR 的重度用户,功能当然是越像 GR 越好。



是否提供 Web 界面

GR 的重度用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PC 上用 GR,面对的是 GR 的 Web 版。所以,GR 的替代品至少要有 Web 版。至于手机应用,如果有当然更好。

基于这一条,直接淘汰掉纯桌面版的 RSS 阅读器(比如 FeedDemon)。

像 Flipboard 光有手机 App,没有 Web 界面,也不用考虑了。



界面的风格

GR 的替代品最好具有类似 GR 的界面风格(左边是订阅源列表,右边是条目列表)。

这方面,The Old Reader、Feedly、Netvibes 比较符合要求。其中的 The Old Reader 是最像 GR 的,而且还提供中文界面。

像 Pulse 的界面,虽然也是左右分。但 RSS 条目是以卡片形式展现,明显是针对平板操作优化的,在 PC 上用起来不爽(如同 Win8)。

像 FeedReader 的界面,把所有订阅源的条目都混在一个信息流里面,不爽。



订阅源的分类

由于 GR 重度用户通常有很多 RSS 订阅源,所以订阅源的分类就很重要啦。

常见的分类功能有两种:目录和标签。两者的区别在于:目录是一对多(一个订阅源只属于一个目录),标签是多对多(一个订阅源可以属于多个标签)。显然,"标签"比"目录"更强大——你可以拿"标签"功能当"目录"用,但是没法拿"目录"功能当"标签"用。

The Old Reader 支持的是目录,Feedly 和 Netvibes 支持的是标签。



搜索功能

GR的搜索功能包括两方面:

1. 搜索新的订阅源

2. 搜索已有订阅源的条目

这方面,现有的几款 RSS 阅读器都明显不如 GR——毕竟 Google 是做搜索起家的,别人望尘莫及。



RSS 缓存功能

GR 的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可以把 RSS 的内容缓存在 Google 的服务器上。如此一来,即便你订阅的某个博客关闭了,你依然可以在 GR 上看到该博客曾经的内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RSS缓存功能"。

这个功能的主要难点不在技术上,而在于用户数。只有当某个产品的用户数足够多,该产品的提供商才有可能收集到足够丰富的 RSS 内容并缓存。GR 因为用户数全球第一,所以收录的缓存极其丰富。

为了验证 RSS 阅读器的缓存,俺拿几个已经关闭的博客进行测试。发现只有 Feedly 可以显示出这几个博客的历史内容。看来 Feedly 的收录是比较全的。不过也有读者怀疑,Feedly 使用的是 GR 的缓存。



智能排序

GR 的智能排序是很不错的。你可以选中某个 Tag,GR 会把该 Tag 对应的订阅源里面的所有条目根据受欢迎程度进行排序。当你订阅的 RSS 多了之后,不可能把每一个 RSS 的每一个条目都看完,这时候就可以靠智能排序,只看最受欢迎的头 N 条。

现有的几款 RSS 阅读器,大都没有智能排序。比如 The Old Reader 和 Netvibes 都没提供。Feedly 算是有的,但不如 GR 做得好。



快捷键

对于 GR 的高频使用者,通常已经习惯了 GR 的快捷键。要找替代品,当然也要考虑快捷键是否跟 GR 兼容。

这方面又是 Feedly 做得比较到位——GR 常用的快捷键,Feedly 的都有(用途完全一样)。

顺便扫盲一下 GR/Feedly 共通的快捷键:

o 展开/折叠当前选中的条目

j 打开上一个条目

k 打开下一个条目

n 选中下一个条目

p 选中上一个条目

s 当前条目加星标/去掉星标

v 在浏览器新窗口打开当前条目




◇数据迁移的方便性



如今大部分 RSS 阅读器都支持 OPML 的导入。但是,光支持 OPML 的导入是不够滴。因为 OPML 只包括你的 RSS 订阅源,不包括其它数据(比如你加了星标的条目)。

对于 GR 重度用户,要能把 GR 的所有数据(包括星标)都导入进来,才比较爽。

这方面 Feedly 做得最好——支持双向同步。当你第一次使用 Feedly 的时候,会询问你是否跟 Google 账户关联。关联之后,会把你在 GR 中的数据导入到 Feedly。而且更爽的是,你在 Feedly 里面做的修改(比如:加订阅源、加星)也会体现在 GR 中。



◇被和谐的风险



其它国家的网友通常不需要考虑这点。可惜咱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必须应对"河蟹"的危险。

如果你使用国产的 RSS 阅读服务,其提供商可能会受到朝廷的胁迫而进行自我审查(自我阉割)。也就是说,RSS 阅读器可能会把不和谐的内容去掉,让你看不到那些不和谐的内容。

这种阉割是非常讨厌的。所以,国产的阅读器就不予考虑了

某些同学会反问:国外的 RSS 阅读器也会撞墙啊?俺的观点是:撞墙比自我阉割要好。如果某个 RSS 阅读器被 GFW 屏蔽了,你可以翻墙去使用,看到的内容依然是完整的。而对于自我阉割的阅读器,你无论咋搞,看到的内容都有可能是不完整的。



◇其它的参考因素



有些 RSS 阅读器需要付费才能使用全部功能(比如 NewsBlur),不爽!不予考虑了。

有些 RSS 阅读器需要用户自己 DIY,搭建一个 RSS 的聚合平台。考虑到俺博客的读者,大部分人不是干 IT 的,这种阅读器也不予考虑了。另外,自己搭建聚合平台,就没了"历史缓存"的功能。



★总结



综上所述,基本上就只有 Feedly 是比较靠谱的。虽然 Feedly 跟 GR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搜索、智能排序),但咱们也只能是"矮子里面找高个" :(



★关于 Feedly 的补充说明



◇如何导入/导出 OPML



很多网友抱怨 Feedly 没有这个功能,其实是有的——只是有点迂回。

你可以到 GR 的配置界面进行 OPML 的导入导出。因为 Feedly 跟 GR 是双向同步的,所以这个功能等同于是对 Feedly 的导入导出。在 Feedly 官网上介绍的就是这个方法(链接在"这里")



◇界面美化



虽然 Feedly 大体上的界面风格是类似于 GR 的,但在某些细节上,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你追求界面细节的一致性,可以考虑用浏览器扩展(GreaseMonkey 或 Stylish)来定制 Feedly 的界面。

对于 GreaseMonkey 扩展,可以去"这里"看看跟 Feedly 相关的 JS 脚本。

对于 Stylish 扩展,可以去"这里"看看跟 Feedly 相关的 CSS 样式。



◇Like 计数



GR 会显示某个条目在 G+ 的 +1 数(这个数目越大,说明该条目越受欢迎)。

而 Feedly 更进一步,显示的是 G+ 的 +1 数和 Facebook 的 Like 数的总和。更加有代表性。



★关于翻墙的补充说明



原先 GR 没有被 GFW 彻底封杀,跟 GR 使用的域名(www.google.com)有关。其它 RSS 阅读器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啦。所以,不管你用的是不是 Feedly,只要是国外的阅读器,一旦做得好,用的人多了,就可能撞墙。所以,大伙儿一定要练好翻墙基本功哦

在俺的读者中,还有不少人是翻墙新手。所以近期也在考虑,要不要提供博客的邮件订阅(有了邮件订阅,每篇博文会自动发到邮箱里)。不知道列位看官是否喜欢"邮件订阅"这个功能?想表态的同学,欢迎到本文留言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Google Reader 之死——原因分析、应对措施、教训

每周转载:Google Reader 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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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

【麻辣总局】中国合伙人第一至第四季

【麻辣总局】中国合伙人第一至第四季:
来源:新浪微博 @晓玲有话说
中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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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影网 -【《中国合伙人》:被遮蔽的发迹史】

迷影网 -【《中国合伙人》:被遮蔽的发迹史】:
by 水怪

/ 2013.05.28
拇指阅读_迷影网_《中国合伙人》:被遮蔽的发迹史
上一辈的人,尤其电影里描绘的“成功人士”都很喜欢略带骄傲地向年轻一辈谈论着他们理想主义的八零年代,白衣飘飘、吟诗作赋、散步游行,大家高谈阔论理想和主义,似乎站在宪政、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门口,但最终广场一声枪响,关上了所有欢呼雀跃的大门。因而,出国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那个时代有识之士必然也无奈的选择。相比之下,电影里面签证处所谓的“我爱我的祖国”简直就像是舞台闹剧。
但是成功人士一般是拒绝敞开谈论他们真正的发迹史的,万事开头难的创业初期,当然也是成功之后甚至是值得炫耀的部分,但其间经历的种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路径,一般也都是…….省略号带过,然后就淘到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以及缔造了现在规模化的**帝国、**大王。核心省略号的部分,不仅电影里不愿透入,连理想主义八零年代的当事人,也基本都是想忽略的。但往往这些遮蔽的东西,实则才是更为“刻骨”的。八九之后所谓的下海成功,蕴含各种交媾路径的可能,关闭政治大门继而让所有人都疯狂转向经济大潮,不少有干劲的人只要愿意闯荡,基本都能获取或大或小的成功(其实也就是挣点大钱或挣点小钱),里面当然会有绝对光明正大路径的可能,但更多的“成功”或许也更赖于同诸多深刻反对过的“恶”的“交合”。这种“自阉式”的成功,在我看来才是那一代“成功”人士最为可怜可悲可恨之根源。但很遗憾,片中的成功仅源于“三傻”某些所谓的技术层优势、非常时刻的勇气以及某种远见卓识的合力,这些东西在理想化的社会模型中或许可行,但在急速转型的年代里,仅靠这些,它的存在则更像是童话了。背弃最初年轻时的“理想”,投抱那些自己深刻反对过的“恶习”,才能抵达所谓的“成功”。这或许才是那个时代坐标体系中,给予这辈人最为深刻的嘲讽。
片中王阳的痛楚简化为美国妞累赘行李式的失恋,苏梅的离去也仅是因出国而出国,毫无说服力;而孟小峻的美国梦也仅简化为某种家族传统,这些简化都遥遥地背离了那场枪声之后灰头丧气的悲凉氛围。至于程冬青后续的“成功”,除却他临场时的勇气,更应有面对时代强权时的“跪气”,二者合体才能到达这个社会最终弘扬的“成功”。这种成功最终以阉割式的刀法永久地切碎了那一辈人年轻时的呼喊与梦想。
也因而,这一代“阉割式成功”集中爆发到达某个顶点,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当年扒火车、赴广场的那一代人,当他们如今掌控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站在超乎想象的“成功”巅峰,遥指被他们瓜分贻尽的山河时,居无定所的八零九零们居然还要泪流满面地鼓掌致敬。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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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7日星期一

萝卜网 | 为什么中国社会越来越浮躁了?

萝卜网 | 为什么中国社会越来越浮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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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一:
你一个月工资七千七,今年房价一万一,明年房价变成了两万一,后年还不知道几万一,你能不浮躁吗?
为什么浮躁?
说白了,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要是我有房住、看病不花钱、上学不用交择校费,我也不浮躁啊。
回复二:
九点上班,你七点起床,七点半出门,其实你只要半个小时就能到公司,但每天都要堵车一个小时。到了公司了,你经理把你叫过去,说最近人很难招,所以决定以后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还没有加班费。中午吃饭的时候看电梯里的卖楼广告,它告诉你这是全市价格最低的楼盘,一平米才两万块,可你工资才5000块。吃饭的时候你发现豆浆都三块钱一杯了。空着肚子加班到七点,路上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妈告诉你最近也老大不小了,赶紧把婚事办了吧。你说房子太贵了,买不起。你妈说实在不行把我的养老钱拿出来给你吧。你心里很愧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到家了,你女朋友跟你说她一个同学要结婚了,在五星级饭店,老公是一个富二代。
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是什么心情?
回复三:
1.官僚利益集团疯狂的攫取公共财富以自肥,把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转移给公众。人民极度匮乏而捉襟见肘,官僚极大富足而无度浪费。
2.中央政府忙着给应付官僚利益集团制造的各种麻烦,大量动用公共财政,而忽略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品的建设。例如对银行1998,2004对银行的拯救行动。
3.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列这三条比较本质的,其他不想讲了,真的讲不完。
韩国政府危机时人民积极救国,实际往深处想想,人民是国家繁荣的既得利益者,被这种繁荣所裹挟,而产生的美好行为。倘若同样的危机出现在我国,人民看不到在经济腾飞中的得利,想必也不会产生如此的行为。
对未来的不抱希望,也就促成了今天的功利主义的短视,此处无贬低之意,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社会人情的冷漠与对金钱的浮躁也大抵源于此,国家无法公平给与人民福利,人民唯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天真的希望祖国能够度过难关,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富足的国家。
另外,希望抱怨少一点,环顾四周,危机重重,抱怨的精神代偿仅仅是掩饰不作为的惰性,对于改变现状毫无价值。让危机成为动力,唯有以最好的状态,最强的能力,持续精进,永不停息,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
除非你抱怨如左思,能在文化历史上留下一笔,呵呵。
《咏史》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回复四:
领导坐那点网页玩游戏,下午6点过来拍拍肩膀:“周末把这个搞定,你行的。”
周末没有了,周一到了公司,领导又丢一大堆任务,然后继续点网页游戏。
半年后,十字路口红灯,领导开着宝马从骑自行车的自己身边经过,很关切地说:“路上小心。”
5秒后,他又说了句:“那个事情还有多久做完呢?”
他车后的小女孩冒出来,问她爸:“这是个什么人呀?” “就一打工混饭吃的”
忍十年,就一定能成为领导那样的人?嗯,不忍绝对成不了,忍了还有点几率。就跟买彩票一个样,不买一定中不了,买了还有亿分之一的概率。中国十多亿人,有钱的不过1%。
还是买彩票吧,还是卖假货吧,老实干活有啥前途?
社会浮躁了,只有跟着浮躁,不然就只有饿死了。
回复五:
炒房、炒股、炒地皮等投机行为赚钱比踏踏实实工作更容易;
手头有钱的炒房、炒股赚钱比投资项目创业更容易;
开公司的小老板盘算着如何建新工厂,购买地皮,等着涨价;
一些本来属于创新型企业,例如用友、金蝶之流也有到各地购买一块地皮,建个开发技术中心,占好茅坑等着涨价;
来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244244
萝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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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6日星期日

白衬衫 | 杨恒均:“三公消费”中的那些猫腻

白衬衫 | 杨恒均:“三公消费”中的那些猫腻:

 “三公消费”话题是舆论的焦点,也是网民紧追不舍的热点,经常会随着某个网友的爆料,例如在网上晒张消费发票什么的,重新掀起高潮。

  最近的高潮发生在广州11个区县“晒”“三公消费”账本之后。在各区明确列出公务接待费的92个街镇中,公务接待开销超过百万元的有三个,分别是白云区同和街(2011年109万元,2013年计划花108万元),从化市的良口镇和鳌头镇,数额分别为187.6 万元(2011年)及125.5万元(2012年)。

  这些数字在诸多数字中原本掀不起什么浪花,怎奈时机不对,正好碰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在出席香港立法会时的讲话,这位香港的局长披露,2011-2012年度港府礼宾处用来招待外宾的开支为500多万港元。香港特区政府的礼宾司的接待费,同广州镇级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接待费一比较,就出问题了。如果将人民币换成港币,这三个镇加起来,一年的三公消费几乎等于香港特区政府一年的接待消费。于是,网民又抓到一个热点,舆论一片哗然。

  一个小小的街道办事处,一年公费接待109万,这一百多万纳税人的钱是怎么被“吃”掉的?据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说,主要是存在账务处理的差异。街道将出租屋管理、环卫工人加班、综治维稳、信访处理、清拆“两违”、安全生产检查、会议费、突发事件、创文工作等餐费全部当作公务接待费处理。

  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在砌词搪塞公众的质疑。说他们把钱都“吃“掉了,还真有点冤枉他们。公费接待的支出,可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根据网友透露,我下面所提的三种就是比较普遍的“三公消费”。

  一位网友透露,他的一个做普通公务员的朋友,知道他经常到处跑,一日三顿几乎都是在外面餐馆解决,因此要求他把所有的餐费、车票、住宿票、汽车加油费等发票都收集起来,定期送给他。这位公务员对发票的渴求几乎到了锱铢必究的程度。据说连在麦当劳吃午饭,叫了五十元的套餐,这位公务员也求服务员给他提供发票。

  他解释说,每月的收入都是分两部分领取,基本工资就直接打到工资卡里面,其他的福利补贴,都是要拿发票回去报销领取的,发票就是钱啊!五十块钱难道不是钱?国内的很多企业了避税,都采取要求员工拿发票回去冲账的做法,虽说政府机关不用交税,但每年要面对审计部门的审计,同样需要把不合符规定的支出“合法”的支取,发票换钱,是最好、最稳妥的一个方法。按说,外面也可以买到发票,但谁知道那发票假到什么程度?万一审计部门认真起来,到时去一一对照,那不是栽了?可见,“三公消费”的部分钱是这样流落到公务人员的腰包的,成为他们享受的福利的一部分。

  还有一位网友来信说,她是一个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工作上遇到很大的烦恼。她说,他们单位的存款,是属于领导个人的,领导可以任意予取的。经常是一个电话,告诉她需要多少钱,让她准备好就送过去,从来不说钱的用途。更绝的是,这位领导,连财务递过去的借条都不愿意签名,让财务自己想办法搞定。

  女网友郁闷地写道,我有什么办法搞定呢?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我又不敢说出来,这样的事如果说出去了,领导一定会给我穿小鞋,饭碗都可能不保。因为大家都知道,领导拿出去的这些钱,几乎都是用于“公关”,主要对象就是政府主管与权力部门。为了方便领导,同时又不直接暴露领导,只好由财物去想办法,到处给他找发票回来冲账。这也属于“三公消费”,消费到某些神秘的领导口袋里,纪检部门如果不动真格的,永远也不知道到底消费到哪里了。

  我还有一位在广州某基层部门做办公室主任,负责搞接待的网友,她说自己每月都会接到一、两个固定的约会。约会她的,是她们单位上级部门直属领导的太太。据这位办公室主任说,他们单位在很多事情上都要有赖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跟上级部门领导包括家属沟通,搞好关系是工作的重要部分。领导的太太每次都和她约同样的那两家海鲜餐馆。入座后,按照惯例,领导太太负责点菜,点的菜都是又贵又不饱肚子的,山珍海味自不在话下,回头还要给他们家领导和小孩打包一袋回去,顺便带点排骨喂宠物。

  这位网友说,每次拿到账单结帐时,都会心底直冒凉气,天价账单啊,两三个人一顿就吃掉一万几千。开始的时候怎么都想不明白,两三个人,几道菜,咋就这么贵?可碍于菜是领导太太点的,自然得照单全收。不久就发现了猫腻,原来这家酒楼的老板是领导的一个同乡。那每顿一万几千的饭多少是吃进肚子了,多少是他们坐地分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的“三公消费”恐怕连纪检部门出面都搞不清。

  购物、旅游、甚至去澳门赌钱等等,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的,这些年媒体网友曝光的案例不少,可见 “三公消费”几乎是无所不包,只要能把公家的钱想办法变进私人口袋里,怎么做都可以,几乎已经没有无底线可言了。

  “三公消费”像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装得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却让民众每每感到心寒。随着每一次的曝光,民众心中的政府公信力也日渐坍塌,长此以往肯定不是办法,但以目前“三共消费”名目之多之复杂来看,要想短期内靠行政命令,以政风的方式改变状况,减少三公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原标题:公费接待不都是吃进肚子里了)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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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郭亮:土地征收中的利益主体及其权利配置——对当前征地冲突的法社会学探析


爱思想 | 郭亮:土地征收中的利益主体及其权利配置——对当前征地冲突的法社会学探析

郭亮:土地征收中的利益主体及其权利配置——对当前征地冲突的法社会学探析

进入专题
: 土地征收 利益主体 权利配置 级差地租  
● 郭亮  
  
  【摘要】在当前学界对土地征收的研究范式中,地方政府、村委会与被征地农民之间总是被视为利益对立的两端,然而基于实践发现,他们在土地征收中事实上还存在着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当前土地征收冲突的产生不只是“权力”对“权利”的单方面压制所造成,而且源于利益主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级差地租分配共识的未达成,每一方都想尽可能多地获取土地的利益分配。为此,为了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村委会、农民之间需要重新进行合法的、有效的权利配置,以压缩利益主体在实践中进行博弈的制度空间。
  【关键词】土地征收;利益主体;权利配置;级差地租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因土地征收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最近几年,因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问题引发的激烈社会矛盾更是经常见诸报端。对此问题,社会媒体和主流社会舆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土地征收或者房屋拆迁引发矛盾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民众权利的严重侵害。由此出发,当前法学界、经济学界对土地征收问题的研究关注了两个焦点问题: 一是如何界定土地征收前提——“公共利益”,二是如何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按照《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是相关法律对何为公共利益却一直缺少明确的规定,以致在现实中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土地征收或征用大行其道[1][2][3];此外,当前的土地补偿标准过低,其往往不足以使失地农民保持同等质量和标准的生活水平,土地补偿应该考虑到农民的生存保障权和发展权[4][5][6]。作为基本的事实,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以上的判断,并认为当前的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以及提高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的确是急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但并不认为其对当前的征地冲突具有完全的解释力。仅仅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或者肆意妄为,进而将被征地一方推论为一个利益总是受侵害的弱者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
  当从“书本上法律”转向对“行动中法律”的考察时,我们发现,土地征收不仅牵涉不同层级的利益主体———国家、地方政府、村委会以及农民,而且各利益主体都有自己独立的行动逻辑及支撑这种行动的正当性言说,征地的冲突更多的是在这种关系的互动和博弈中产生和加剧的。因此,本文采取的是一种对各利益主体“同情式理解”的立场,探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条件下土地征收冲突得以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本文将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当前土地征收中的利益主体分析
  
  土地是财富之母,无论是在农业生产时代,还是处于或者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农业生产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作用永恒不变。但是,在工业社会中,土地的功能却不只限于农业生产,还存在变为建筑用地的可能,用途的转变将导致土地“级差地租”,即增值收益的出现。对于将土地用做“农用”还是“商用”,相关各利益主体的态度究竟如何,以下是本文的分析。
  1. 中央政府
  对于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央政府具有多重的考虑:既要保持土地的农用,又要具有足够的建设用地,二者的比重则视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而定。当前,中央政府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坚持18 亿亩基本耕地的红线不动摇,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生产问题历来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一段遭受过粮食贫乏的历史更让领导人对任何导致粮食生产不安全的行为保持警惕。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大肆侵占土地的做法,国土资源部历来给予严厉的管制,从常州的“铁本案”到对郑州“龙子湖”高校建设园区违规征收土地的高调处理②,中央保护耕地的决心可见一斑。为了防止地方政府非法征地, 200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以下三种情况必须经国务院批准:(1)基本农田;(2) 基本农田之外的耕地超过35 公顷的;(3) 其他土地超过70 公顷的。
  通过将土地征收的权力上收,中央政府力图实现对耕地的严格保护。但是,如果没有农用土地到建筑用地的用途转变,经济的发展就无法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快速的GDP 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土地的征收基础之上。尽管当前中央政府已经有意地降低了经济的增长速度,但在粗放型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仍然要依赖新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因此,在保护基本耕地面积的前提下,在符合土地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必须允许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用途转变。
  总体而言,在土地征收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希望的是一种和缓的、有序的、适当规模的土地征收,从而达到既能保护基本耕地,又能保证经济的适度发展的目标。
  2. 地方政府
  相关的政治学研究和实践经验早已经表明,国家本身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分野,这种分野有时甚至大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正因为此,在土地征收问题上,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违规用地的案件仍然大量发生。
  首先,作为一个关系长远和稳定的国家战略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无法进入到地方政府的决策考虑范围。在当前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是当地经济的增长速度,以致在层层的考核体系下,经济的增长已经具体化为招商引资的数量、新投产的产业规模、新增加的财政收入等可以量化的标准。与之相比,粮食安全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没有量化为一系列具体指标的前提下,其并不构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内容。而且,在保护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地方政府的付出与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一个将工作重心放置于此的地方政府无法独享这种努力所带来的良好社会后果。因此,虽然意识到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这种“一人打水、众人喝水”的局面导致地方政府不愿意采取实际的行动。
  其次,土地征收中用地单位所要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已经成为市县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即所谓的“土地财政”[7][8]。据媒体公布,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为2.7 万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高达为76.6%。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稳定的税源上收中央,地方税收急剧下降,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用地单位向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不断攀高,这成为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重要税收来源。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中央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得以大规模地展开,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土地财政”的支持。
  在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土地征收冲动,一旦放任这种冲动而不加约束,土地征收势必更加激烈和更大规模地发生。
  3. 村民委员会
  尽管继承了人民公社体制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构造,但是随着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尤其是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村委会在农村集体土地管理中的法律地位逐渐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 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此,作为当前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庄集体所有财产的管理者,村委会在土地征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或者说,由于村委会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行使者,一切改变土地用途、消灭土地原所有权的征地行为必须征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村民委员的行动逻辑和利益诉求便对土地征收与否以及土地征收后的补偿分配产生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而言,村委会具有以下的行动逻辑。
  第一,服从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行政命令。由于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庄一级的主要资源仍然来源于上级政府的拨付,在法律上标榜自治的村委会很难在实践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在上级政府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村民委员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延伸,成为地方政府土地征收的具体执行者和协助者。第二,希望通过土地征收来分享土地补偿。在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下,村委会将土地征收的补偿款保留在集体层面具有足够的正当性理由。而且,土地征收补偿能够为村庄公益事业发展提供巨大的资金支持,提升村委会在村庄中的地位,并且也为个别干部的寻租行为提供可能。第三,代表村民集体利益,与政府进行博弈和谈判。尽管存在着现有制度的制约,但村民自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选举,一部分民选产生的村干部能够真正代表村民集体的利益与政府谈判。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村庄内的土地价值较高,一些村委会干部为了?I卫村庄利益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乡村矛盾较为激烈。在很大程度,村委会的利益是与土地征收的实现相伴随,他们不具有反对土地征收的制度理由。即使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与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村委会也并非反对土地征收本身,因为农民对于土地征收的态度本身就是复杂的。
  4. 农民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前的农民已经不是一个利益诉求高度一致的群体。从地理位置上看,农民可以分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从城市化的程度上看,农民分为城郊农民和纯农业农民;从职业类型上看,农民又分为外出打工农民和留守农民。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也就不同,单纯地以土地为惟一生存依靠和收入来源的农民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土地征收一般发生在沿海或者城郊、镇郊农村,当地农民的职业类型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程度更高,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已经不占据主流。征收土地并不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后者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就不是土地能否征收,而是如何征收、怎么征收的问题。
  2011 年南京江宁郊区农民“盼征收”的消息见诸报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其实,这个现象并不稀奇,几乎在每一个城市的周围,期盼通过土地征收过上好日子的农民不在少数。为了得到更多的地面附着物补偿,不少农民在土地上违规建造房屋,“种房子”成为城郊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权力—权利”的研究范式中,农民总是被当然地认为是一个权利受侵害的客体,这种有悖于理论设想的经验事实自然无法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中归位,以致理论框架反而遮蔽了现实的复杂性。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民分化的背景下,有相当部分农民是愿意土地被征收的。
  如果土地用做农用,按照当前的市场行情,一亩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年纯收益在400 ~500 元,而如果将土地征收,根据当前不同省份的补偿标准,农民一亩土地所能得到的补偿在2 万~5 万元。尽管以永远丧失土地为代价,但这笔收入对于不少农民来说仍然有着诱惑力,他们希望以此作为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土地征收与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以及农民的诉求并非截然对立,尤其是地方政府、村委会与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的态度上还存在一致性的一面。但是,为什么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没有导致土地征收中各方矛盾的减缓,反而使其日益激烈? 对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二、制度性博弈: 当前的土地征收冲突
  
  由于中央政府更多的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战略考虑,其并不处在土地财富分配的具体环节之中,当前的土地征收冲突主要发生在被征地农户、村委会以及地方政府三者之间。具体而言,当前的土地征收冲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被征地农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一是被征地农民与地方(县乡) 政府之间的冲突,以下分别介绍之。
  (一) 村民和村委会(村集体) 之间的矛盾
  由于中国农村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土地的所有者为“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只享有土地的承包权。在当前,土地征收的补偿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等内容。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土地的补偿费应该是对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安置补助费则是对安置农民的单位或组织的补偿,属于实际耕种者所有的只是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关于这一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 条明确规定:土地的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模糊概念,且在大部分村庄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实条件下,村民委员会便成为了实际上享受土地补偿费的合法组织。
  但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并非一种临时性的合同关系,随着土地承包关系被宣称为“30年不变”以及《物权法》的出台,承包权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将永远地丧失该土地的承包权,如果村组集体不能够重新分配给农民相应的土地,仅仅补偿农民一季农作物的青苗损失费,农民是很难接受这种补偿标准。从实践来看,在当前的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村组两级不再像以前那样能调整土地分配给失地农民,村委会只好将土地补偿费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分配给农民,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农民的不满。 

  案例1 湖北J 市下属的叶村临近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该企业连续多年在叶村的两个村民小组征地,导致这两个小组的人均土地面积不及全村人均面积的一半。为了补偿被征地的村民,叶村村委会将70% 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给他们。按照当地2008 年的土地补偿标准,一亩土地征收补偿总共为1 万8 千元左右,村委会从中提取30%,以用于全村的公益事业建设。但是,农民不愿意村委会将属于自己的土地征收补偿提走,坚持将30%的土地提成保留在村民小组一级。至今,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就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达不成一致,村民以不断的上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该村成为当地秩序最为混乱的村庄之一。在本身就有限的土地补偿面前,农民力图尽可能多地将补偿保留在自己手中,不希望村委会还从中“分得一杯羹”,进而侵犯自己的“权利”。但是,作为土地集体产权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村委会要求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却有着法律和政策依据,如今将它排挤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它自然心有不甘,更何况,土地征收的提成是用于村庄范围内的公益事业。从村委会的立场来看,它拒绝将土地补偿全部发放到户的要求不仅不是损害农户的权利的表现,反而在维持一种良好的法律和乡村秩序。农民和村委会陷入了一个各自言说自己正当性的对立关系之中,这极大地增大了双方对话和协商的制度成本。 
  (二) 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3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因此,当前农村土地的一级市场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所垄断,村委会和农户都无权改变土地的用途,进而进行市场交易。 
  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建设土地的交易权,在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适当补偿、消灭原土地的所有权之后,他们以高于这种补偿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出让给用地单位,中间的巨大差额成为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在湖北J 市,在2009 年,某企业为了获得239.29 亩土地的使用权,共支付了453 万元左右的费用,以下是该金额在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政府之间的分配名目表。 
  在这块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中,相比于地方政府,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的分配有限。对于这种情况,被征地的农民往往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们对于现有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并不认可。由于无法在法律上获得明确支持,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补偿,一些地区的农民诉诸上访、游行、群体抗议等手段,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成为了当前土地征收中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从冲突的发生来看,农民所能得到的土地补偿费用偏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农民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仍然要大幅度地提高。但是,仅仅单方面提高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并不足以解决类似的问题,因为在农民那里,农地补偿的标准不仅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概念。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不仅是自己得到了多少补偿,而且在于自己所得补偿与整个土地出让价格的比较。正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发达地区在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之后,类似的冲突并没有避免。 
  案例2 广东Z 市下属的崖口村拥有数万亩的集体海滩,2008 年,市政府决定在这片海滩中开发近万亩海滩用于房地产项目的建设。为了顺利地将海滩征收,市政府参照当地土地征收的较高标准——每亩5 万元对崖口村的村民进行补偿。由于人均征收的海滩面积达到2.8 亩,每个村民都能得到14 万左右的补偿收入,这在征地之初极大地刺激了全村村民的征地热情。在一次就土地是否征收的全体村民投票中,赞成土地征收的人数比例占到总人数的98%。然而,在市政府将征收土地以每亩高达36 万的价格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时,原有被征地的农民纷纷后悔,认为自己亏了,扬言以后不能再以这么低的价格征地,并开始到镇政府反映问题。 
  农户大幅度提高土地补偿标准的诉求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舆论支持,但地方政府却基于自身利益给予强有力的反驳。在法律上,由于国家对土地建设市场的垄断,农民以及村集体不能直接进行土地的市场交易,其在得到相应的补偿之后,土地的出让收入已经与农民和村集体无关; 在理论上,土地出让价格的高低是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并非农民个人努力的结果。从当前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一块用于农用的土地价值是不高的,当前许多农村地区的土地经营权正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流转,只有地方政府将该区域纳入到城市开放和建设的规划之中,土地才有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升值。这些理论和经验事实为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出让收入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他们愿意适当地提高农民的补偿标准,但却无法接受现有分配格局的结构性改变。 
  就土地征收所形成的级差地租分配问题,农民、村委会、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缺少一个基本的共识。在现实中,每一方都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分配,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并将对方的行动视为对自己“权利”的侵害,进而挤压对方的分配空间。由于土地财富的调整直接涉及各自的利益,一种公正的、合理的土地财富分配新格局无法在基层社会自发生产,而需要中央国家的有力推动。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明确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土地法律体系,以致无法为基层各利益主体提供清晰的权利配置。于是,在征地中,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法律与实践的脱节等使得现有法律明显地滞后于征地的实践,无法为现实提供指导和规范作用。 
  在基本的权利配置及其合法性基础未能完成的条件下,利益主体主要诉诸各种博弈手段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一旦这种博弈脱离了制度性的渠道,冲突就难以控制并往往最终以社会对抗和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征地拆迁冲突的发生具有制度建设缺位的重要诱因。 
   
  三、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一项基础性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土地征收冲突的实质是各利益主体对土地从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之后土地的增值收益的争夺。为此,相关法律和制度必须为这笔巨大财富的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说明,对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是减少和杜绝征地冲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 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与土地所有权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 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以及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第47 条) 。这种补偿基本上是按照土地的农业用途价值计算得出的,与土地征收后的市场价格相差甚远。考虑到农民的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等依附在土地之上的一系列权利随着土地征收而一并丧失,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对农民的补偿价格仍然偏低。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对农村的剥夺仍然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农民没有分享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 
  为此,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中一种主导性的意见是通过赋予农户完整的土地产权来解决土地征收的冲突问题,代表性的观点是土地的“私有化”或“准私有化”观点。从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上看,农村土地的产权所有者为“集体经济组织”,这种产权主体的不清晰为政府权力进入土地财富的分配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完整产权的制度建设能够抵御外部权力的入侵,保护农户的土地耕种权。然而,赋予农户更大土地权利的解决思路却忽视了土地征收中的关键性问题——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进一步而言,当前土地征收中急待解决的并非土地的产权形态本身,而是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因为,后者尽管与土地的产权相关,但并非全部由土地的产权身份所决定。理由有二:第一,土地增值收益的产生机制具有较强的多元性。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一旦土地增值,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从中获益,如果将他们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之外,法律和制度的建设都将面临运行的巨大困境。但是,如上所述,与农业用地的价值主要来源于耕种者个人的劳动不同,土地增值收益的出现与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个人的努力无关,而是公共资金投入和社会规划的直接结果。在我国,由于实行了土地用途管制的严厉政策,建设用地的指标有限,这使得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大量集中在某个区域,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坚持此种理由不仅是出于自身利益,而是有着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正因为此,在有学者看来,土地的发展权并非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而是一项独立权利。第二,从其他实行土地私有的国家来看,如何进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英国,尽管实行土地的私有制度,但1947 年的《城乡规划法》却设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规定私有土地的发展权由国家所有。由于具体实施中的问题,该制度在之后的法律实践中历经调整与变动,但土地增值由国家适当享有的基本制度未变; 在日本、德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土地的市场价值不断上升,为了防止土地所有人过多的享有由此带来的土地的增值收益,该国的相关法律严格限制了土地补偿的基准日期。这意味着,在得到土地征收的补偿之后,土地的再次涨价所带来的收益归政府所代表的公共财政享有。 
  因此,土地产权建设思路便不足以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提供理论基础。在现有关于土地征收的理论研究中,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到底如何在土地的所有者、承包者以及地方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进行配置仍然是一个混沌不清的问题。 
  (二) 土地权利配置的合法(律) 性与可行性 
  在本文看来,一个有效的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需要解决合法(律) 性与可行性两个维度的问题。 
  第一,从合法性的角度看,相关的法律体系必须正视土地增值财富的存在,为其分配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当前在许多地方,土地征收中出现了法律与实践的严重背离,现有的由国家垄断土地增值收益的法律规定已经在实践中不断被突破。事实上,如果采取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由于遭受农民的强烈反对,现实中的征地便无法推行,一些地方在征地中只好提高土地补偿的标准。此外,为了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一些地方在土地征收之后给村集体保留部分土地,并赋予村集体土地开发的权利,以分享土地的开发收益。然而,对于现实中的种种变革,相关的国家层面立法并没有跟进,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做法仍然处在“非法”或者局部地方实验的范畴。 
  即使就现有的土地补偿规定而言,相关法律对土地征收补偿主体和标准的界定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在当前中国农村,到底谁享有中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 现有的法律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利益主体利用这种法律体系的内在张力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依据和辩护吗?这表现为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的土地所有权冲突不断加剧[9][10]。而且,现有土地补偿标准规定的弹性空间过大,为了照顾到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相关的法律只规定了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偿费的范围以及两项相加不得超过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30 倍的上限,到底按照何种标准补偿却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常常是,农民闹得越大,政府为了平息事端,土地补偿的标准越高,“同地不同价”、“按人下菜”成为一种较普遍的征地补偿规则,进而严重透支了法律和政府本身的信用。 
  解决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分歧前提在于相关法律逻辑的自洽、规则的统一和论述的严密,然而,我国关于土地征收的规定仅仅散落于《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中,一个严密的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效的权利配置必须从整体上修补现有法律体系与现实以及法律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减少和杜绝利益主体在现实中博弈的空间。 
  第二,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必须考虑现有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三者间寻求财富分配的平衡点,使得法律条文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从大部分地区的实践来看,农民在当前的土地增值收益有限,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仍然要大幅度提高农户的失地补偿标准。作为失地农民,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将尽可能多的土地收益归自己所有,一些现实中的土地征收冲突正与农民的这种预期无法实现有关。然而,考虑到当下中国的治理现实,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在目前还只能是一个地方政府、“村集体”、被征地农民共享的基本格局。 
  首先,在当前,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仍然具有正当性和功能性。一方面,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未改变的前提下,相比于只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村集体”作为土地产权的所有者在法理上更应该获得土地的补偿及相应的增值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涨价归公”理论的存在,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地方政府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也无可厚非。而且,大量的土地财政已经成为支撑当前城市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力量之一,在其他制度改变未能跟进的前提下,单一制度的激进变革将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如果说在理论上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分享土地收益并不存在任何障碍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理论上的合法性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农民的认可。尤其是由于政府信息的不透明和公共财政制度的缺乏,农民并不了解土地出让金的真正用途,无法建立起土地增值收益“公用”的认知观念。此外,现实中官员权力寻租、腐败等现象的大量存在表明土地出让金的确存在并不一定被用于社会事业的可能,这更加强化了被征地农民的这种印象。然而,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在现实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并不否认他们分享土地收益的正当性,因为前者是政治体制弊端所带来的问题,凸显的是基层民主建设和政府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必要,而无法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形成根本的理论挑战。 
  其次,在三者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基本格局下,土地增值财富的分配必须形成一个有效规则与合理边界。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型,笔者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分配比例和方案,但却认为其中存在着两个基本原则: (1)考虑到农户以后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必须能保证他们能过上高于原有土地耕种状态下的生活。这意味着立法者要改变现有土地管理法中由政府垄断收益的法律规定,并从法律上认可农户的土地增值权利。(2) 把握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度,改变部分失地农户通过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一夜暴富”的预期,通过土地增值收益的适当“公有”来兼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作为一个处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掌握大量的土地财富资金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在遭遇全国性的大旱之后, 2011 年中央1 号文件决定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10%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为当前普遍瘫痪的农田水利设施提供建设的资金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出土地增值收益具有的社会调配功能。因此,在现实中,少部分人依靠自己土地和房屋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而要求得到全部土地增值收益,甚至漫天要价的行为便不可能得到支持与鼓励,这是将本应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平的部分资金占为己有。这种权利主张无视了个人利益与集体、社会公益之间的平衡。 
  基于以上的原则,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配置才有可能是有效的、可行的。在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中,包括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民在内的每一个利益主体对自己能得到多少土地收益将形成一个明确的预期,每一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其他各方的尊重。当然,这种权利配置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的纠纷产生,而是意味着任何僭越权利边界的行为都能得到有效地纠正。对于地方政府和村委会而言,如果过渡地行使权力并分享超过法律规定的利益分配,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侵犯;对于农民而言,如果过渡地伸张个体权利,则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在这里,尽管仍然会有分歧,但作为底线的共识是存在的;在这里,没有一个抽象的权利,权利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被界定的。由此,现实利益主体博弈的制度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个体的权利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得到同步的实现。 
   
  四、结语 
   
  在对当前中国土地征收制度乃至整个土地制度的研究中,弥漫着一股强大的权利话语。研究者习惯以“权利被侵害”为研究问题的起点,又以“权利的建设”作为研究的终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不可否认,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当和缺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有着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是,“从权利到权利”的考察方式则往往脱离了权利实现所要嵌入的社会政治环境,缺少对当前社会治理状况和制度延续性的考量,进而将一个社会的现实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纯粹法律问题。本文认为,土地征收的制度设置与变革牵扯到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没有弄清这种关系以及土地征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之前,一味地宣扬对农户土地权利的保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反而可能会推动问题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因此,土地征收中急待解决的不是保护农民权利的问题,而是保护农民的什么权利、如何保护农民权利的权利配置问题。在这项基础性工作完成之后,对农户的权利倡言才可能具有社会建设性的功能,否则其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所导致的只能是社会的进一步对立和分裂。 
   
  郭亮,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利民:《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2]黄祖辉、汪晖:《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与土地发展权补偿》,载《经济研究》2002 年第5 期。 
  [3]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屈茂辉、周志芳: 《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9 年第3期。 
  [5]薛刚凌、王齐霞: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 
  [6]王兴运:《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 年第3 期。 
  [7]罗必良:《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的土地财政偏好》,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8]周飞舟:《生财有道: 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载《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1 期。 
  [9]何·皮特( Peter Ho) :《谁是中国土地的所有者——制度变迁、产权与社会冲突》,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0]郭亮:《地根政治———制度转型期的湖北S镇地权冲突》,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版。

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

转纽约时报 中国民间黑客不容小觑

中国民间黑客不容小觑:
北京——一名国企管理人员最近吹嘘,随便指一个中国境内的目标,他手下那些承担侵入任务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侵入那个人的电脑,下载其硬盘驱动器的内容,记录击键动作,还能监听那个人的手机通讯。
在本月一个拥挤的贸易展会上,像前述南京Xhunter软件公司销售人员这样的高调推销并不少见,参加展会的有中国的执法官员,还有那些渴望获得政府合同、为其提供警用设备和服务的企业家。
这名推销员表示,“我们能够精确定位任何在网上散布谣言的人。”他所在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监听网络对话,以及查明谁说了关于谁的什么话。
在中国,黑客文化并不局限于绝密的部队大楼内部,军方黑客在那些地方执行命令,盗取外国政府及公司的数据。黑客活动在政府、企业及犯罪领域非常盛行。无论其目的是侵入私人网络、追踪网络异议的源头,还是盗取商业秘密,黑客活动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甚至还在贸易展会、大学课堂及网络论坛中得到了推广。
例如,教育部和中国的大学都加入了公司的行列,发起黑客竞赛,军方会派人到场挖掘人才。不过,一名为政府机构工作的网络安全专家表示,“水平有时候不怎么样。”这名专家曾担任2010年一次黑客竞赛的颁奖嘉宾。
公司纷纷雇佣兼职黑客来刺探竞争对手的情况。一名前黑客在一次采访中确认了官方近期的新闻报道,即中国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曾对一个竞争对手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黑客活动蔓延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执意保持对任何可疑人员的监视。内部人士表示,地方派出所因此就与Xhunter之类的公司签订合同,以便监控和压制异议。
艺术界异见人士艾未未表示,2009年前后,他曾收到谷歌(Google)发来的三条讯息,称他的邮箱账户被人入侵。这种情况在被视作颠覆分子的人中间日益普遍。艾未未表示,2011年,警方在拘留他的同时没收了200个电脑设备部件,以及其他一些电子硬件。
“他们对电脑非常感兴趣,”艾未未说,“每次有人被捕或者遭受检查时,他们抢夺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电脑。”
此外还有黑客犯罪活动。一些键盘高手会侵入在线游戏程序及信用卡数据库,目的是收集个人信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警方也表达了对该问题的日益担忧。
一些黑客认为,犯罪活动比合法工作赚得多,然而,鉴于为政府、国企及私企提供网络防御服务的网络安全公司越来越多,黑客高手有很多赚取优厚薪酬的机会。
一位前知名黑客说,“我个人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及国家安全部提供服务。”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名黑客化名为“V8哥”(V8 Brother)。他说,他曾做过承包商,干的是防御性的工作,但他拒绝透露细节。
这名黑客说,“如果直接为政府工作,可能会接到一些保密项目或保密任务。”
但“V8哥”和其他一些业界人士都表示,政府工作通常报酬低,名声也不好,大多数黑客高手宁愿为那些拿到网络防御合同的安全公司工作,“V8哥”就是如此。
十几年前,自学成才的“V8哥”与中国爱国组织“红客联盟”进行了合作。“V8哥”表示,他后来开始为网络安全公司工作,最近每年能挣10万美元(约合61.3万元人民币)。
“V8哥”表示,网络世界非常神秘复杂,中国高官并不知道政府机关计算机工作的细节。“你甚至无法跟他们讲清楚你在干什么,”他说,“这就像给建筑工人讲解计算机科学一样。”
在华盛顿,官员们批评他们所称的国家支持的攻击。这些官员称,入侵外国政府和公司的行为不断增加,五角大楼也在本月指责中国军队攻击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及国防承包商。白宫已经把网络安全作为与中国会谈的首要问题,但白宫自身也曾下令对伊朗进行网络攻击。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反对黑客攻击行为,自身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美国政府的愤怒在今年2月有所加剧,因为《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机构刊出了黑客针对他们的网络进行攻击的细节,以及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在一份新报告中给出的调查结果。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影子组织61398部队驻扎在上海市郊的一栋建筑里,从那里对外国实体发动了令人生畏的黑客攻击和间谍行动。
在中国,这支部队只是错综复杂的黑客活动和网络安全世界的冰山一角。这些军事单位的存在并不算是捂得很严实的机密。至少有四名前61786部队成员已经把他们的简历放在了求职网站上,简历列出了他们在该部队的工作经历。该部队负责密码和信息安全事务。
据研究亚洲安全和政策问题的弗吉尼亚州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透露,另一名求职者列出了自己在61580部队的工作经历,该部队拥有专门从事“电脑网络防御和攻击”的工程师。
Mandiant点出了61398部队,该部队的一些成员已经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合着了几篇关于黑客活动和网络安全的论文,上海交大有一个知名的信息安全系。在中国各地,名为“交通”的大学在建设网络安全院系方面一马当先,交通在这里的意思是通讯。中国军队在大学招募成员,并在郑州市运营着自己的培训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不过,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说,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通晓理论,但却缺乏实战技术。这可以解释,为何许多被发现的中国黑客攻击并不显得特别复杂。美国安全专家说,中国组织的袭击常常只在北京时间的早9点到晚5点之间出现。火眼公司(FireEye)威胁情报组的组长达里恩·欣德隆德(Darien Kindlund)说,和俄罗斯等地黑客不一样的是,中国黑客没有试图遮掩自身的行为。火眼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尔皮塔斯。
欣德隆德说,“他们是在利用尽量简单的行动来达成任务。他们手头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但却不一定有大量头脑精明的人员来把这类行动做得隐秘一点儿。”
在中国,黑客文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最着名的地下黑客组织是绿色兵团。黑客行为成为主流的一个迹象是,绿色兵团后来化身为绿盟,而这个名字现在的主人是中国一家一流的网络安全公司。(该公司的英文名字是NSFOCUS)。
这些公司往往是由知名黑客创建的,要不就雇佣了知名黑客来从事网络安全工作。他们有制作精美的网站,上面列出的客户包括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公司。他们还把外国客户列在网站上,并在国外设有办公室。其中之一是北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列出的客户里有微软(Microsoft)。
另一家公司名为启明星辰,该公司网站宣称,其客户包括100多个政府机关,而且几乎全是部队机关。该公司有一个黑客活动和网络防御研究中心,它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另一名前黑客说,西方现在讨论国家支持的诡秘黑客活动,这样的整体概念是荒唐的。国家对经济活动无所不在的参与意味着,黑客们往往会在某一时刻落得为政府工作的下场,即便参与的规模小得只是和地方政府机关签订的一纸合同。
他说,“我认为西方理解不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如此庞大,你几乎不可能彻底避免和政府出现交集。”
中国的一些大公司正在雇佣黑客从事行业间谍活动,活动涉及层次复杂的代理人,后者负责雇佣黑客。根据官方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国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三一集团雇了黑客来暗中监视其对手中联重科,该报道得到了前文所述那名前黑客的确认。三一重工拒绝置评。
这名前黑客说,他认识帮三一重工雇佣网络间谍的中间人。那名中间人是个安全工程师,在北京拥有两套公寓,一直处于偿还房贷的压力之下。这名前黑客说,“在中国,人人都在苦苦挣扎养活自己,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考虑价值观这类奢侈品呢?他们只为一样东西工作,那就是钱。”

2013年5月17日星期五

慕容雪村在香港的演讲



残墨地盘 于 2013/5/15 10:16: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2012年7月23日,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如秋水长天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2013年5月16日星期四

盐城市委召开全市机关作风建设推进大会,一批贪污贿赂、公车私用等违法违纪行为被通报。


昨天,盐城市委召开全市机关作风建设推进大会,一批贪污贿赂、公车私用等违法违纪行为被通报。其中滨海县某局党委书记为儿子婚事公然大操大办借机敛财,办了66桌酒席收受礼金3.5万元,目前正接受调查处理。


@五岳散人:扯他妈什么呢?人均不到100的礼金算借机敛财?这算是打苍蝇还是老虎?这是打大肠杆菌吧?

2013年5月5日星期日

信力建 | 信孚开心段子:谁在“敢动”中国?

信力建 | 信孚开心段子:谁在“敢动”中国?:

作者:信力建
1、敢动中国获奖名单:1、日本、2、菲律宾、3、朝鲜、4、韩国、5、泰国、6、帕劳、7、印尼、8、缅甸、9、索马里海盗、10、尼日利亚。

2、中国敢动获奖名单:1临时工、2拆迁户、3外来务工人员、4乡村医生、5流动商贩、6游行群众、7薄熙来、8捐款、9公积金、10养老保险。

3、有网友在网上发帖问私房钱藏在哪儿不会被老婆发现,收到神回复如下:直接捐给红十字会吧,别说是你老婆了,全世界都找不到。。。

4、【中国的悲哀】郭美美插一腿,红十字会被摧毁。女博士花常艳,空谈马列扯闲蛋。赵红霞贡献大,反腐倡廉用大胯。龚爱爱户口多,房本也能装一车。新委员名彭丹,艳星高照不一般。副市长海涛好,年轻貌美当领导。优卡丹有疗效,终于成了后悔药。各行业捷报传,谁说女子不如男。

5、【中国式医院】进了医院别想跑一百两百算最少,五百六百不算高一千两千也别恼;若是你往床上倒钞票越看越嫌少;毛病身上找一找肚子里面扫一扫;五千完事运气好一万出院事还小;啥药值钱开啥药反正病人有医保;三万四万全消费五万六万照样掏;如今医院更周到没个十万死不了。

6、喝酒象喝汤,此人在工商!喝酒象喝水,肯定在建委!人均一瓶不会剩,工作一定在财政! 喝酒不用劝,肯定在法院! 举杯一口干,必定是公安! 一口能干二两五,这人一定在国土! 喝掉八两都不醉,这人他妈是国税! 天天醉酒不受伤,老弟八成在镇乡! 白酒啤酒加红酒,肯定是个一把手!酒后啥都不怕,领导必在人大!

7、【买房那点事儿】据说在北京买房:如果您年薪400万-500万,2环-3环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年薪300万-200万,3环-4环您爱买哪买哪;如果您年薪100万-200万,4环-5环您爱买哪买哪;年薪100万,5环外爱买哪买哪。年薪3万-10万,您爱埋哪埋哪。

8、【反腐十妙诀】一靠媒体关注,二靠美女脱裤,三靠干女炫富,四靠短信外露,五靠情妇反目,六靠小偷入户,七靠二代跋扈,八靠烂尾事故,九靠访民拦路,十靠内讧悔悟。

9、【最新国情“顺口溜”】奶粉,米粉,面粉,粉粉有毒;京官,县官,村官,官官腐败;国道,省道,乡道,道道收费;国税,地税,杂税,税税有理;学士,硕士,博士,士士无用;影星,歌星,体星,星星脱衣;河水,江水,海水,水水污染;牛奶,羊奶,二奶,奶奶伤人。

10、【在中国最牛逼的事情】1、车“超载”了,车胎没爆,桥却压塌了。2、出动万人,击毙一逃犯,数百人立功。花18亿,塌一大桥,无一人负责。3、据说在中国能安全过桥的只有云南过桥米线了!4、每个倒塌的桥面上,必然趴着数不清的蛀虫。管你塌不塌,捞完走人。5、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飙飞;上个访有去无回;喝个奶时间不对;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

11、【相信政府】 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
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现在该信谁?谁才可信?
着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12、【如此队伍】 刑警队,案子未破人先醉。防暴队,朋友都在黑社会。巡警队,街头巷尾看阿妹。女警队,天天陪着局长睡。交警队,躲在树下等机会。扫黄队,赶走嫖客自己睡。治安队,吃喝嫖赌样样会。

13、在香港生孩子,小孩儿就是香港户籍了;在美国生孩子,小孩儿就是美国户籍了;在欧洲生孩子,小孩儿就是欧洲户籍了;在中国生孩子,小孩子还不一定是中国户籍:可能是黑户。

14、官方所说的每一句话,百姓都在质疑!百姓质疑的每一件事,官方都在否认!官方否认的每一件事,最后都被证实!最后证实的每一件事,都是不了了之。

15、上联:房价涨地价涨油价涨电价涨水价涨粮价涨肉价涨蛋价涨菜价涨药价涨,这也涨那也涨,怎一个涨字了得,涨了还涨
下联:上学难就业难买房难租房难择偶难结婚难育儿难就医难养老难安葬难,男也难女也难,看世间难字当头,难上加难
求横批

16、【四国干的事】1.德国人干的事:发明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挑起两次世界大战。2.美国人干的事:干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结束两次世界大战。3.英国干的事:发明宪政,继承希腊罗马,发明议事制度,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4.中国人干的事:建立朝代,推翻朝代;建立朝代,推翻朝代……

17、金沙江大桥在没车行走的时候自我坍塌,这桥通人性,未伤一车一人,太善良了。应该当选2013年度《感动中国》特别致敬者。

18、【四大虚】老板的肾,当官的稿,小姐的眼泪,统计局的表。【四大闲】大款的老婆,领 导的钱,下岗职工,调研员【四大知】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楼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 到了包厢才知道老婆太老【四大不能说】牛市被套, 小蜜被泡, 赃款被盗, 伟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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